今天在南京大学旁边巷子的某家旧书店买到了《历史捕影》，这是一本约翰·托兰的作品，而且是我闻所未闻的一部著作。

    在《历史捕影》中，约翰·托兰前所未有地回顾了他的个人生涯，书的后半段则回忆了他创作《突出部战役》、《最后一百天》、《无人之地》、《战争之神》以及《漫长的战斗》的经历，第一次谈及了他寻找资料、采访相关当事人的过程。如果你曾经读过上述的书籍，再来看一看《历史捕影》，作为幕后花絮或者补充材料，确实是相当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记得第一次读约翰·托兰的书是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上下两本，很厚。那时候我还在上中学，完全不知道什么托兰，一口气读下去而已。那套书中翔实的资料让我感慨不已：太平洋战场上竟然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和传奇，而涉及日本方面的内幕也很多，值得细细研究。不过说实话，那两厚本书让我这个中学生很吃不消，错综复杂的战斗和战役搞得我头昏脑胀，但却牢记住了这套书是描绘太平洋海空战的佳作。若干年后我买到《日本帝国的衰亡》，再次拜读，发觉它依旧是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最佳诠释，尽管隔了有20年。要说遗憾，就是约翰·托兰关于中国战区的描写有些错误之处，虽然他仅仅是几笔带过。

   《最后一百天》是约翰·托兰撰写的关于二战欧洲战场最后三个月的故事，这本书依旧是我在旧书店寻觅到的。因为国内相关图书的贫匮，我认为这是关于那一段历史的最好参照书，无论是科尼克厄斯·瑞恩《最后一役》或者安东尼·比弗的《攻克柏林》都无法与之相比。但要指出，前者与后者的着眼点有些不同，描写范围也有较大的区别，我做这样的比较可能不太公正，可惜我没办法找到更好的参照比较物。安东尼·比弗的《攻克柏林》确实提出了某些新的观点，原本应该是一本不错的柏林战役著作，可惜中译本被海南出版社的王宝泉翻译得一塌糊涂，不仅翻译得差，校对也马虎，错误百出，竟然出现了同一人物前半部与后半部人名不统一的滑稽事。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帝国的毁灭》我在书店翻阅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恨恨地放回书架。他的名气太大，《帝国的毁灭》却有些马马虎虎，不是说不好，但要是你对那段历史很熟悉，也读过很多相关的著作，你就会发现费斯特的《帝国的毁灭》毫无新意，它重复着一个个你已经了如指掌的事情，既没有爆出猛料，也没有丝毫新东西。但我说了，费斯特的名气太大，照理说他不会这么马虎从事，所以我在书店里一次次地犹豫着……。

    《漫长的战斗》则是约翰·托兰关于韩战的一部作品，这本书的采访对象包括了中国的一些将士，甚至有中国战俘。而中国历史界也对约翰·托兰的非意识形态历史报以好感，认为他在写作时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而这种非意识形态历史观，正是我们（中国）需要的，约翰·托兰回忆，他在中国得到了很多他所需要的相关资料。

     说到《漫长的战斗》，我想提一下国内作者王树增。第一次读王树增的作品是两年前，买到了他的《长征》，这本书与过去我们所熟悉所了解的长征很不一样，以丰富的故事性和翔实的资料一下子打倒了我，很厚的一大本，我花了三天彻底读完，佩服之情油然而生。而王树增的另一部纪实性作品《远东朝鲜战争》也已问世，相信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因为约翰·托兰的《漫长的战斗》虽说客观，但毕竟是从美军角度去描绘，关于战役的名称以及进程与我们习惯中的称呼有很大不同。所以，同时阅读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两者相对比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突出部战役》应该说是约翰托兰的第一部军史作品，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国内是否曾经翻译出版过。而关于阿登战役的书籍，以前我们知道有一本解放军出版社的《苦林》，好像是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撰写的，这本书大约是20年前出版发行的，目前在国内难以看到，即使旧书也难觅芳踪。另外就是董旻杰的《沸腾的雪》，不过这本书和上述的有点不同，见仁见智吧。

    尽管有一些不同，但我发现，无论是约翰·托兰还是科尼克厄斯·瑞恩，或者是安东尼·比弗，还有斯蒂芬·安布罗斯，他们描绘的战争往往更关注士兵和平民，而不是“将军们的战争”。为了更准确的资料，他们往往需要采访很多战争亲历者，切实地得到他们的亲身体会和回忆，让他们自己的经历跃然纸上，让他们自己说，而不是由作者来说。所以，我们读到的这些人的著作很亲切也很真实，据说，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确有出处的，而不是作者随意的添加。约翰·托兰的采访原则是：采访完毕，他把相关内容写下并寄给被采访者，如果被采访者认为不妥，则立刻修改，只有被采访者完全认同后，方能出版发行，否则就把相关部分全部删除。

    国内也有不少抗战或内战书籍，为何可看的比较少，或者说有价值的比较少？不是我们没有优秀的作家，而是没有相关的政策。刘统曾经说过，我们的党史分两种，一种是专门教育人民，就是写进教科书里面的，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爱党爱国观的；另一种则藏在各个档案馆内，供专业人士研究，但不得随意公开。何时可以公开以及可以公开多少，则要看整个社会和体制的进步来决定，近几年慢慢地有所好转，但还不能做到彻底自由。戴着镣铐起舞，难啊！

    据我所知，国内战史或军史，有些既定的东西是不能写的。例如解放战争解放军士兵的大量伤亡，到底有多少，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也不许你在这个方面多做研究；例如解放军的败仗是不能多提的，这其实和前一个有关联，你看看呢，公开的战史中，四平、南麻、月浦、青树坪、金门、砥平里等等，看那些公开的数字，轻描淡写，伤亡有一些，但不是太大，敌军反而伤亡惨重，结果他们倒打赢了，真奇怪。好比华北的傅作义，绝对是国军中第一能打的将领，他对阵聂荣臻/贺龙，谁胜谁负？呵呵，我们的书籍偏偏视而不见了，可惜，傅作义的多次胜利最终让他犹豫不决，失却了退出华北的机会。这些东西都不能多些，必须隐晦隐晦再隐晦，淡化淡化再淡化。背后的真相，其实那些军方作者都很清楚，不能写罢了，他们的授课或讲座，远比他们的书籍更加客观真实。不过，这种隐晦和淡化倒是给了我们这些爱好者无穷的探索乐趣。

    研究历史，到底需不需要“客观主义”，这是个有待商榷的话题。约翰·托兰的这一写作宗旨曾让他饱受批评，大意是他没有鲜明的立场，把敌对双方放出来自己说话。说轻了是敌我不分，没有阶级立场；说重了就是公然为阶级敌人张目！恰恰托兰的写作原则是不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读者，而是让读者自行判断，他仅仅是一个不加评判的叙述者而已。

    没有定论、不加成见地叙述历史，在一些无关轻重的小事或小人物上也许不难做到，但对于众多已经盖棺定论的事件上，客观主义难免会遭到众人的非议甚至责难，比约翰·托兰走得更远的戴维·欧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戴维·欧文因为公然为纳粹张目而被奥地利判刑三年，他却坚决认为自己没什么错误。仔细读一下他的《元首的战争》一书中的序言，不能说戴维·欧文说的没有一点道理，但毕竟那些已经形成的历史结论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以一己之力与传统对抗，太难太难。当然，从客观主义的角度去看，戴维·欧文的作品实际上已经不能算作客观。

    从约翰托兰自己的表述上看，一切都很简单，“我只是一个观察者，观察双方，但并不加入某一方，……这真是很容易，我仅仅是记录而已”。实际上很不容易，为了某一部作品，他们这些作者往往需要采访上百名当事者，从中选出最需要的，还要把相关的资料整理分类，使用哪些放弃哪些，非常有讲究。斯蒂芬·安布罗斯写作《兄弟连》也是遵循了这一原则，而他放弃的那些资料，交给了温特斯少校，后者用这些资料又写了一本书。

    约翰·托兰关于采访当事人，也道出了他的“秘诀”：做一个诚实的倾听者！当人们感觉到你愿意耐心听他们的故事，并愿意诚实地记录下一切，并不从中牟取个人利益的话，他们都很愿意告诉你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约翰·托兰所采访的人中，有很多曾经干过耸人听闻的事情，但托兰认为“我的工作，不是作为一个审判者去评判他们”。正是这个因素，约翰·托兰得到了更多的友谊和更丰富的资料。试想，要是他采访过程中，心潮澎湃，义愤填膺，甚至拍案而起，他能得到什么结果呢？很不幸的是，国内的许多作家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往往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地位上，居高临下地盘问受采访者，您要是不信，可以看看各个电视台所谓的访谈节目，能把握好节奏和采访原则的有几个？

    我在前面说过，国内类似的创作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并不特别成功，相当多的作者动辄把自己放在审判者的位置，创作出的作品往往充满了义愤和指责，鲜明的阶级立场使得那些书籍极不客观，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作者的难处，体制内作者的立场和体制外的人必然有很多的差异。但，那将不是历史，而是某种歌颂或献媚！黄维特赦后拒绝再次修改他写过的淮海战役经历，并一针见血指出：我们写的那些是历史吗？是认罪书！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本是一部“歌功颂德”的著作，应该没有大碍，但却要公安部和统战部签署意见才能发行；本来确定的请杜聿明题写书名，出版社却坚决不答应。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滑稽事屡屡上演，你说怎么能指望我们能出现好的历史纪实作品！同胞之间的仇恨与隔阂竟然远远超过美国与德国那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仇恨，如果不带成见去看，确实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中国人，倘若永远用仇恨而不是用理解与关爱去消解历史矛盾，那就不仅仅是没有好文学作品的问题了。

    前一段时间，董旻杰和朱世巍的系列作品在年轻一代军史爱好者中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好评。不过，从更高的标准来看，他们只是不错的资料收集者，并没有太多自己的东西。而且，过多的数据罗列，使得整个书籍略显枯燥，基本上没有什么故事性，除了极端的爱好者，基本上不会有更多的人关注。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他们也大量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并作了相应的整理，这一点难能可贵。更何况，在国内相关资料及其贫乏的今天，他们的写作确实填补了某些空白。

    最后，我要再提一下刘统，从我拜读的他的几部作品看，这是一个很优秀的学者兼作家，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如果考虑到国内的大环境，能象他那样创作出一系列历史作品，已属难能可贵，尽管约翰·托兰非常反对那种“半真相”作品。看看刘老师在相关问题上的做法，我最为佩服的是他那种心平气和的态度：在体制内尽量多地努力，而不是怨天尤人。说实话，换了我做不到。